天臺山蜿蜓于東海之濱，以其絢麗多姿的形貌和深邃厚實的內(nèi)涵，孕育出華夏文明苑囿中一棵散發(fā)著獨特芬芳的奇葩，這就是“天臺山文化”。與古都文化和其他名山文化不同，她以神秀的山水為依托，以宗教文化為特色，自唐宋盛行迄今并對日本和韓國文化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她由以天臺宗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南宗為代表的道教文化和以理學為代表的儒學文化以及民間文化組成。前兩者為宗教文化，后兩者帶有強烈的宗法性和民俗性，以宗族文化為主體。1700年來，“兩宗”文化互相滲透，涵蓋臺州六邑，造成了佛道共存、三教互融的文化格局，對人類文化的方方面面，如哲學、史學、地學、文學、藝術(shù)、科技、體育等領(lǐng)域都做出了巨大而獨特的貢獻。
早在公元3世紀，佛道文化就在古久、清秀、奇特、幽靜的天臺山滋生發(fā)展。漢晉之際，高道葛玄、名僧曇猷先后來此卓庵開山。至南陳智顗創(chuàng)中國佛教天臺宗，唐司馬承禎傳正一之教，創(chuàng)天臺仙派，五代德韶闡揚禪宗，直至北宋邑人張伯端開創(chuàng)南宗，桐柏、赤城、靈墟、天姥、司馬悔山成為洞天福地，終于確立了“山水神秀，佛宗道源”的特色。而在這一特色的形成和發(fā)展的過程中，“東士迦文”智顗著述中湛深的哲理、縝密的思辯，道教在化學、醫(yī)藥方面所達到的高超造詣，高僧名道的書畫詩文，都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寶庫，供我們采擷、弘揚。
天臺是歷史悠久的“文物之邦”。兩次“南渡”，移民帶著北南各地的先進文化和習俗，在天臺城鄉(xiāng)繁衍，聚族而居。理學大師朱熹三至天臺兩主崇道觀，重視文教，促助宗族文化的發(fā)展。鄉(xiāng)賢和游寓一起，繼承民族優(yōu)秀文化，留下了豐富的著述、文物，供我們借鑒、發(fā)揚。
天臺的風俗習慣富有宗教、宗族的色彩，又帶著山區(qū)的特點，往往精糟并存。來自全國各地的族姓帶來了各地殊風異俗，結(jié)合本地條件，吸收宗教習俗，經(jīng)過融合改造，使天臺的風俗富于獨創(chuàng)性。以宗教習俗而言，既有敬祖睦族、提倡善舉、注意保護名勝古跡這些頗有可取之處的良風，也有迷信“風水”、宗族械斗、溺死女嬰的陋俗。生活和娛樂習俗則頗有特色。逢年過節(jié)和待客的食品餃餅筒、扁食、咸（甜）羹、麥餅、十景糕、十六會簽等，具有內(nèi)容綜合性、形式多樣性、安排節(jié)律性的特點。抬閣、大旗竹、圍棋、鼓亭、十番、詞及方言都別具一格。
鐘靈毓秀，天臺山人才輩出。其中東晉白云先生，點撥王羲之書法；南齊顧歡，既是道教理論家，又是天臺文化教育的啟蒙者；寒山子，隱居寒石山70年，聲聞及于大洋彼岸；項容參與水墨山水畫的確立；宋代陳景沂潛心著述，寫有世界第一部植物辭典《全芳備祖》；禪僧濟公，擅長詩文，戲佞濟貧，民間尊為“活佛”；趙汝適《諸蕃志》是中國第一部海外交通、風物志；賈似道《蟋蟀經(jīng)》是世界第一部蟋蟀的昆蟲學專著；劉志方，浙派音樂開創(chuàng)人物；明初學者徐一夔，文名滿江南；范理，“江南清官第一”；龐泮，直聲動天下；紫凝道人宗衡《易筋經(jīng)》是中華武功第一部專著；清代反對文字獄的奇士齊周華，是紀游文學巨匠；齊召南，精于史地之學。他們的著述，從各個角度反映了天臺山文化所擁有的學術(shù)價值及其在華夏大文化中的地位。
現(xiàn)代有識之士既是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者，又是革新者。陳藎民，“五四”運動的先鋒戰(zhàn)士，數(shù)學教育家；陸蠡，既以散文、譯作飲譽文壇，又以寧死不屈名垂青史。他們身上不正存在著一種魯迅所肯定的“臺州式的硬氣”嗎？而從為革命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先烈周永廣、楊敬燮、石瑞芳、齊德夫，抗日名將陳克菲等人的身上和與時共進的名醫(yī)陳中偉、建筑學家齊康和陳干，文學家許杰、詩人曹天風和畫家袁樞真等人的作品和世界冠軍俞斌的棋藝中，又看到了傳統(tǒng)文化在新世紀曙光的映照下閃耀著迥異前代的光輝。
作為臺州文化的代表，天臺山文化鼎盛于隋唐，可謂浙江隋唐文化（特別是宗教文化）的一個代表，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一直影響到后代。另一方面，天臺地處海濱山區(qū)，其文化有一定的封閉性，也有一定的開放性。在中外交往中，天臺的佛教宗派（“天臺宗”、“禪宗”）向日本、韓國及東南業(yè)等國家和臺港澳地區(qū)傳播，天臺山的文學藝術(shù)、科技醫(yī)藥，諸如造像工藝、茶葉種制技術(shù)和茶道等造成世界性的影響，“天臺宗熱”、“寒山熱”和“濟公熱”在海外久盛不衰就是最好的例子。這就說明天臺山文化也是環(huán)太平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